刘石泉，原名刘世恒，又名刘尚戎，化名晓声。1913年5月l3日出生于云阳县竹溪乡（今人和镇）刘家坝一个贫苦家庭。姊妹7人，父亲早逝，随叔父一起生活。1929年小学毕业后，考入云阳县立初级中学（今云阳中学）学习。后因无学费辍学。1934年

秋，经人介绍，在双江、高阳等

刘石泉 地教书，继后在万县（今万州区）豫章中学复学,1936年毕业。1937年经地下党员余晓东（余国材）介绍，回到家乡竹溪小学执教。

当时，正值“芦沟桥事变”爆发，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。刘石泉怀着满腔民族义愤和抗日热情，回乡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

在学校里，无论是课堂还是操场，刘石泉经常给学生讲解抗战形势，动员学生们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去。他还组织了“抗日救亡宣传队”走上社会，深入到乡村和场镇，张贴标语，举行演讲，演出抗日话剧，教唱救亡歌曲，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。同时，还组织了“竹溪乡学术研究会”(后改名“读书会”)，募捐筹集经费，订购了《新华日报》《解放》《全民抗战》《战时青年》等进步报刊，组织青年、吸引进步人士参加学习。在读书会和民众夜校里，他愤怒地控诉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，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，唤起民众投身于抗战洪流，并培养建立了一支抗日宣传队伍，使竹溪乡的抗日救亡活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。

1938年春，经中共云阳县委委员余晓东介绍，刘石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刘石泉入党以后，刻苦钻研马列著作，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论述。这使他深刻地懂得革命必须夺取政权，以及中国革命运动中农民问题的重要性。他常向党内同志讲：“革命离不开农民，革命必须给农民带来好处，农民才会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，舍生忘死地为之奋斗。农民在中国占绝大多数，有他们支持和参加革命，中国革命才会取得胜利”。他十分关心农民的利益，身体力行地从事农民运动。

下半年，刘石泉把竹溪乡中心小学校附近的农民组织起来，成立了“农民互助会”。他提出了农民自救互助的主张，动员农民根据自身条件交纳不同数量的股金，帮助入会农民解决燃眉之急。农忙时，还组织劳力换工互助。这个“互助会”从七八人，十多人，发展到近百人。刘石泉通过组织农民自救互助活动，密切了党和农民群众的联系，为开展党的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1938年初，国民党云阳县政府实施国民政府所谓的复兴农村计划。规定由国民党乡政权或县参议员保荐并组织的“农村信用合作社”，可以向县合作金库贷款。刘石泉借此有利时机，争取了统战朋友刘凤章(云阳县参议员)的支持，将原组成的“农民互助会”改建为“刘家坝农村信用合作社”，为农民争得贷款一千余块银元，及时地把这些笔钱发给百余户入社的农民，使贫苦农民得到了实惠，解决了生产和生活的急需。

同年春夏之交，刘石泉为了更好地掩护党的工作，便向党组织提出了“打入国民党基层政权，进行合法斗争”的计划。党组织同意了他的意见，通过党的统战关系，刘石泉争取到竹溪乡第九保保长和竹溪乡公所民政干事的职务。在他任职两年多的时间里，利用合法身份，组织了农民武装，掩护党的工作，尽力保护了农民的利益。

194l年1月，“皖南事变”发生以后，国民党反动派挥舞反革命屠刀，大肆捕杀共产党员，云阳上空乌云翻滚。刘石泉在竹溪乡一带开展党的活动，国民党云阳当局早把他看成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加之县委委员冉贞淳叛变，他的处境十分危难。3月的一天，党组织通知刘石泉“立即转移!”当晚，连向亲人告别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讲一句，便乘着夜幕，离开了养育自己28个春秋的故乡，化装成阔商，乘上去重庆的轮船，踏上了新的征途。他相继在重庆、巴县、江北等地工作一段时间后，于1945年夏，受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，去合川县金子乡开展农运工作。这里，有南方局先期派遣的以乡长职务为掩护的地下党员陈伯纯，刘石泉到金子乡后，通过陈伯纯的关系，谋到了乡民政干事的职务。他以合法身份为掩护，努力开辟新区工作。他对人热情，态度和蔼可亲，力所能及地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。金子乡的群众不论男女老少都亲昵地叫他“刘师爷”。为了办好农民夜校，他自编课本和教材，既以识字教学为主，又进行政治教育。培养农民运动积极分子，建立“农民协会”“三抗社(抗丁、抗粮、抗捐税)”等群众组织，“三抗队”，把队员分别编为弯刀队、镰刀队和武工队，开展反征兵，反征粮，反征税的斗争，以破坏国民党反动派的兵源、粮源和财源。刘石泉心里揣着一团火，把金子乡农民运动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。

1948年8月，党的川东临委决定：在华蓥山地区的广安、岳池、武胜、合川、渠县等县发动武装起义。刘石泉担任了西南民主联军川东游击纵队（时称上川东）第七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，同张蜀骏、杨奚勤等发动和领导了岳池伏龙起义。8月22日，3OO多名武装起义人员，以及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，在岳池走马岭举行誓师大会。会上，刘石泉十分激动地说：“同志们，义旗已经高举，我们要与敌人血战到底，为解放全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。”当即，起义队伍开到岳池伏龙街上，开仓济贫。农民手提分得的粮食，热泪盈眶地说：“华蓥山天亮了!”

几天后，刘石泉又从合川萧家、石龙等地带来队员60余人，起义队伍增至4OO余人枪。随后，第七支队以佯攻县城姿态，在各乡迂回，壮大军威，途中多次与警察、乡丁交火。27日在渠河以西与岳池县警察队鏖战中，一举生擒警察12人，缴枪14支。敌人立即调集了省保安团、重庆内二警总队以及附近几个县的反动武装共一万余人，对起义队伍进行疯狂围剿。28日下午，刘石泉等率领队伍在伏龙乡刘家院子，正作攻打黑耳场的战前动员时，被敌人包围。游击队处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，刘石泉临危不惧，镇定自若地指挥队伍突围成功。因敌众我寡，为保存这支革命力量，刘石泉等研究决定，队伍化整为零，分散转移隐蔽。起义失败后，刘石泉转移到国民党军、警、宪、特林立的重庆，肩负着组织成批同志转移、解决衣食住行、安置社会职业等艰巨复杂而又十分危险的任务。当时，和刘石泉同时到达重庆的干部就有20多人，而且还有不少游击队员将陆续到达山城。但是能在重庆安置职业只是个别的，多数人要通过组织关系转移到外地。在他们离开重庆之前，要解决吃住，离开重庆时还得提供足够的路费。刘石泉把生死置之度外，经多方奔走，在重庆党组织的关怀支持下，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。

1948年12月的一天。山城重庆浓雾弥漫，寒风凛冽。刘石泉赴约，去见由华蓥山转移到重庆，安排在临江门茶馆作茶房的陈某。不料，陈已先期被捕叛变。当刘石泉刚步入茶馆大门时，几只乌黑的枪口对着他。敌人把刘石泉关押在石灰市监狱，赓即押到重庆行辕二处刑讯，特务对他进行严刑烤打，施以钉竹签、坐老虎凳等酷刑，要他交出党组织。他凭着长期从事白区斗争的经验，料定自己是被叛徒出卖。于是，刘石泉毫不含糊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组织情况属于党的机密，是不会讲的!要打要杀随你们的便!”刘石泉宁死不屈。敌人把他押到渣滓洞监狱。在狱中，他的言行堪称难友们的楷模。难友们衣服破了，他帮助缝好；难友们病了，他千方百计地找药；牢房脸盆坏了，他主动设法修理；洗水池、冲厕所，他总是走在前头；难友们学习有困难，他耐心辅导；他自己的学习也从未间断。同时，刘石泉把更多精力和时间，放在了如何使难友们早日冲出牢笼、策划越狱和营救工作上。入狱不久，刘石泉就与难友们一起，对特务进行策反工作。他们采取区别对象，谨慎从事，指明前途，晓以大义，政治攻心，扶持贫困，资助经济等多种办法，促使特务从敌垒中分化出来，为难友所用。刘石泉通过策反对象，使狱中与重庆市地下党组织的林向北等同志接通了联系；经过策反对象，送出了由刘石泉组织绘制的渣滓洞监狱牢房地形图。他以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，用手指甲在牢房墙壁上，一笔一划地刻下了“狱中大事记”，记下了当局的残暴和狱中的黑暗恐怖，以及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史。多少个漫漫长夜，刘石泉辗转反侧，他在筹划越狱计划，为的是早日使同志们重见天日。刘石泉带领难友们紧张地进行越狱准备……，正当刘石泉加紧越狱准备时，狡猾的敌人突然合并监舍，调换牢房。有组织、有准备的越狱计划，未能实现。

1949年11月27日，人民解放军威逼重庆，敌人在仓惶逃命时，发出了绝望的哀鸣，对囚禁在渣滓洞监狱的革命志士，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。刘石泉，这位英勇的共产主义战士，同难友们一起高唱“国际歌”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时年36岁。

1950年2月，重庆市人民政府追认刘石泉为烈士。